吹哨人

这事实上还算不上是公共言论，与造谣“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虚构信息散布”存在很大的距离。所谓虚构，一开始是他把病毒认作SARS，但后来又纠正称“还在分型”，就此，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也曾刊文认为并非完全捏造。



强大的技术能力让管理单位很快就能发现他所进行的“内部提醒”的内容。如果彼时能够从科学的角度、以科学的态度去重视这些内容，那么今天我们就很可能不必面对如此严重的疫情局面，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。这样的话，李医生的行为就真正转化为忧国忧民了。

很可惜，当时的角度不是科学，态度也不科学，李医生被训诫，训诫书上写着，“你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”“是一种违法行为”。
我们现在无法获知对于李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所谈及的内容，是用何种机制来判定真伪。按常识理解，应该是要去他所在的武汉中心医院调查核实，获得言论违法与否的依据。一旦去调查核实，就应当能够发现疫情的苗头，从而牵动更多的责任部门、专家队伍加入研判行列。
矛盾就在这里，真实的情况被判定为谣言，让“吹哨人”的角色失效，还可能让人们在今后不敢“吹哨”。



今天我们对疫情的举国防控，采取的是网格化管理，尽力做到滴水不漏。事实上，在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上，公安部门也早已实行了网格化管理。相比之下，前者是临时措施，后者是常态措施。



疫情爆发之前，疫情防控的网格化并未启动，而社会管理的网格化则持续有效运转，但这就意味着，因为领域不同、专业不同、目标不同，后者很可能会压制前者，让它很难被触发，变得不灵敏。已经发生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。



瘟疫永远不会离开人类。它到来的时候，总是悄无声息；人类发现它的时候，往往是在它的破坏行动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之后；人类要对付它，还有一个从绝对被动到日渐占据主动的势力消长过程，这个过程必须支付生命与经济代价。



幸运的是，我们今天有强大的科技能力，以及以科技为基础的公共卫生系统，科技连接全社会，任何神经末梢感受到的异常，都能够被科技捕捉。所以人类虽然无法消灭瘟疫，但可以及时发现它，继而快速压制和战胜它，把代价控制在最小限度。



当然，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，就是那些末梢愿意说话，并且勇于说出事实。
除了在公务机关，美国也鼓励私营部门的雇员参与检举。比如1863年出台的《虚假索偿法案》，就是应对南北战争期间私营业主对联邦征调物资过度索偿设立的。员工举报老板非法索偿的部分，可以得到国家的分成奖励。



到了1960年代，这些向公众揭发机构不端行为的告密者有了一个新的名字——吹哨人（Whistleblower）。当时的社会背景，是50年代冷战升温背景下，在美国盛行的麦卡锡主义。在这种思潮中，人们常常莫名其妙地被扣上“通苏”的罪名，遭到机关盘查、扣押，违法执法的情况屡见不鲜。举报者和记者们也不敢大张旗鼓地揭秘，只能用“吹哨人”这个浪漫的词语指代自己，希望微弱的哨声能提醒病态的社会尽快恢复正常。


不可否认，社会上很多警告都有“打小报告”以谋私利的成分，也不乏散布谣言者。这些人很难被称为“吹哨人”，反而可能是打算趁乱浑水摸鱼。

但这些现象不足以构成否定所有吹哨人的理由。



旧时，中国人在进入地窖、仓库、墓穴等密闭空间的时候，往往都会点上一根蜡烛。如果蜡烛熄灭或者剧烈燃烧就要赶紧撤出。因为蜡烛燃烧需要氧气，如果蜡烛熄灭说明室内氧气不足，蜡烛剧烈燃烧可能说明地窖里积聚了有毒气体。这个时候及时撤出就可避免人员伤亡。



所谓吹哨人，就是那根随时会灭的蜡烛。